Volrustomig

2026年的夏天，中国创新药行业迎来了两个标志性时刻。 8月12日，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拿下第三个肺癌适应症——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距离它上一个适应症获批不过几个月。而就在同一天前后，荣昌生物授权给艾伯维的PD-1/VEGF双抗RC148，在协议生效仅5个月后，就被推上了全球III期临床，直接头对头挑战K药。 这还没完。仅仅几天后，8月17日，阿斯利康宣布终止其PD-1/CTLA-4双抗Volrustomig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III期研究。同一个赛道，一边是跨国巨头踩雷，另一边是中国Biotech加速冲刺。 冰火两重天。中国药企在PD-1双抗这个赛道上，已经从“追随者”变成了“搅局者”。 先来聊聊阿斯利康这次翻车。 Volrustomig是一款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设计思路很清晰：同时阻断两个免疫检查点，让免疫系统火力全开。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8月17日，阿斯利康宣布终止eVOLVE-Lung02研究，这是一项针对PD-L1表达低于50%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III期临床试验。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认为，在PD-L1小于1%的患者群体中，Volrustomig联合化疗很可能无法达到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这两个主要终点。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次失败而已。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跨国巨头在PD-1双抗领域踩过的坑，远不止这一个。 在此之前，PD-1/TIM-3、PD-1/TIGIT这些“双免疫检查点”组合，罗氏、默沙东等巨头几乎都试了个遍，结果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TIGIT这个靶点曾经被寄予厚望，被认为会是PD-1之后的下一代免疫支柱，但临床数据反复证明，它带来的增量微乎其微，毒性倒是一点没少。 问题出在哪儿？ 第一个原因，是机制陷阱。PD-1加另一个免疫检查点，这个生物学逻辑听起来很自洽——切断肿瘤的两条逃逸通路。但在临床上，这种“免疫叠加”的边际收益递减明显，而且毒性管理是个大难题。当年CTLA-4单抗Yervoy虽然疗效不错，但副作用之大令人头疼，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美解决。 第二个原因，是决策惯性。大企业习惯了“大适应症加大型试验”的路径依赖。它们倾向于在最大的人群中验证最安全的组合，但往往要到III期才暴露问题，沉没成本已经高得吓人。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评价Volrustomig这项研究时用了“高风险”这个词——设计假设的难度太高，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第三个原因，是风险偏好。MNC倾向于押注“安全”的靶点组合，比如免疫检查点叠加，反而错失了差异化的功能性靶点。VEGF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年康方选择做PD-1/VEGF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PD-1加贝伐珠单抗吗，有什么新奇的？”结果恰恰是这个被低估的组合，如今成了最火的方向。 阿斯利康肿瘤研发执行副总裁Susan Galbraith在回应这次失败时说：“尽管我们感到失望，但我们会从这项试验中吸取经验。”话是这么说，但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为什么中国Biotech能在同一个赛道上跑出不一样的速度？ 答案并不复杂，但做起来却很难。 先说康方。这家公司手握全球迄今为止唯二获批上市的双抗新药——卡度尼利（PD-1/CTLA-4）和依沃西（PD-1/VEGF）。2026年8月12日，依沃西获批第三个适应症：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这个获批背后，是头对头击败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硬核数据：中位无进展生存期11.14个月对6.90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0%。 更值得关注的是，依沃西单药在PD-L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中，头对头击败了全球“药王”帕博利珠单抗，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达49%。这是全球首个在III期头对头研究中证明疗效显著优于K药的药物。2026年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中，依沃西多项疗法获得I级推荐升级，目前已有超过7万例患者接受了治疗。 康方的策略很清晰：避开MNC扎堆的免疫检查点叠加路线，选择“抗血管加免疫”这个更聪明的组合。PD-1负责激活T细胞，VEGF负责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两条通路协同作战，效果远好于单打独斗。 再说信达。它的IBI363走了一条更激进的路——PD-1/IL-2α偏向性双特异性融合蛋白。IL-2这个靶点曾经让整个行业吃过苦头。当年NKTR-214号称要改写免疫治疗格局，结果因为毒性和疗效问题折戟沉沙。信达的做法是，把IL-2的分子结构做了精心改造，保留了对IL-2Rα的亲和力，但削弱了对IL-2Rβ和IL-2Rγ的结合能力，以此降低毒性。 2026年ASCO年会上公布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IBI363联合化疗一线治疗PD-L1阴性或低表达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3→1.5mg/kg剂量组的客观缓解率达到了86.4%，确认客观缓解率81.8%，疾病控制率100%。这个数据放在任何语境下都是相当亮眼的。更重要的是，无论在鳞癌还是非鳞癌患者中，无论在PD-L1阴性还是低表达人群中，效果都稳定输出。 2025年10月，信达与武田制药达成战略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开发IBI363。目前，针对免疫耐药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全球多中心III期试验已经启动，正在头对头对比多西他赛。 最后是荣昌。它的RC148同样是PD-1/VEGF双抗，但分子设计上独辟蹊径——在靶向VEGF的一端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纳米抗体，与传统的贝伐珠单抗结构截然不同。2026年1月，荣昌与艾伯维达成独家授权协议，首付款6.5亿美元，潜在总金额高达55亿美元。协议3月生效，仅5个月后，艾伯维就将其推上了全球III期临床，直接头对头挑战K药联合化疗。 5个月就能从签约推进到III期，这个速度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荣昌此前积累的扎实临床数据让艾伯维有底气快速推进；另一方面，艾伯维对这款产品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艾伯维约90个在研项目中，RC148享受到了最高优先级的待遇。 这三家中国Biotech的共性是什么？决策快、成本低、敢于在冷门靶点下注，而且能够灵活调整临床试验策略。康方在依沃西上快速切换适应症，信达在IBI363上巧妙设计剂量方案，荣昌通过BD实现高效国际化——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打法，但核心逻辑是一样的：不走MNC的老路。 Biotech冲锋在前，传统大药企也没闲着。只是它们的打法，和Biotech截然不同。 恒瑞医药的PD-1/CTLA-4双抗SHR-1701已经进入III期阶段，但进展相对谨慎，没有像康方那样大刀阔斧地铺开。这符合恒瑞一贯的风格——先验证，再发力。大船虽然稳，但有时候也会错过风口。 中国生物制药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通过子公司和授权引进的方式布局。比如与康方合作卡度尼利的部分权益，用外部创新弥补内部研发的短板。这种“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对冲。 与传统大药企相比，Biotech的优势在于决策链条短、试错成本低、敢于押注。但Big Pharma也有自己的护城河：资金雄厚、渠道完善、商业化能力强。一旦某个分子被验证成功，它们可以迅速铺开市场。 问题是，在PD-1双抗这个赛道上，速度太重要了。康方的依沃西已经拿下三个肺癌适应症，卡度尼利也在一线胃癌、一线宫颈癌等领域建立了护城河。信达的IBI363正在快速推进全球III期。荣昌的RC148有艾伯维在背后全力推动。对于后来者而言，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PD-1双抗的竞争，已经进入了“机制验证”的精细时代。 过去几年，行业里有一种幻觉，觉得“PD-1加任何东西都能成”。但阿斯利康Volrustomig的失败、罗氏TIGIT的折戟，都在提醒所有人：加法谁都会做，但真正能做出1+1大于2的，少之又少。 中国药企在这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差异化加速度。康方选择了VEGF这个被巨头低估的靶点，信达敢于挑战IL-2这个“前辈栽过跟头”的领域，荣昌用纳米抗体做出了结构差异。这些选择背后，是对生物学理性的坚持，而不是对热门靶点的盲目追逐。 当然，中国药企能否持续领跑，取决于它们能否避免重复MNC的盲目乐观。依沃西的数据虽然亮眼，但HARMONi-6研究随访中PFS的风险比从0.60抬升到了0.72，市场立刻给出了反应。这个细节说明，在这个赛道上，没有任何一个玩家可以高枕无忧。 在资金、人才、速度的全面竞赛中，你觉得资源雄厚的MNC最终会扳回一局，还是灵活专注的Biotech更能笑到最后？